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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文化从何说起

2016-10-8 14:38:53 来源:本站 作者: 点击:41

中国人好修长城,从秦一直修到明,就像农民扎篱笆,豪门起院墙,监狱设围城,一代又一代,忙个不停。近代以来不修了,可脑袋里总还有个长城,一到国难临头,中华民族的第一反应,还是修长城。因为修长城而“视通万里,思接千古”。由此我想到,既然民族危机时,可以用血肉修长城,而且修出了国歌。那么,文化危机时,就不妨用国粹修长城,或能修出个应对文明冲突的新长城——国学。可环顾当下,够得上长城级别的文化景观尚未出现。然而,我的主张是,要孔子,不要孔家店,尊重孔子的私学及其文化个体性,让孔子走出孔家店,切莫再为其打造所谓“国学”的围城。

起个“圣化”的话头

研究中国文化,尤其是政治文化,当然要从孔子说起。

讨论孔子,千头万绪,从何说起?通常都从礼与仁等观念说起。不过,我们还是想走出思想史研究的传统路径,另外起个话头,把孔子放在一个更为广泛的“思想文化”领域,看看他的思想怎样转化为文化的质,怎样影响中国人的价值观。我做如此选择,盖因其能提供一种新的学术视野,发现新问题。

由此深入,我们重新探讨孔子,提出了一个“圣化”问题。我认为,“圣化”,比礼与仁等观念能更为确切地把握住中国文化的质,能更为全面地揭示中国文化的大趋势。

“圣化”并非儒家专利,乃先秦诸子共识,且留下了两条路线轨迹,一是法家的“以王为圣”的路线,一是儒家的“以圣为王”的路线,二者互动,而有“霸王道杂之”。

考察孔子圣化,可知儒学如何由边缘而主流,并形成中国方式的。这样,我们就可以从王权政治边际平衡的错综复杂的实际需要上,更从“理性的狡计”即思想运动的内在规律上,从儒家的现实选择即学派得以安身立命的本质和策略上,对中国文化进行更加深入和更为全面的考察。

这一考察所起的作用,不光是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,开拓出新的学术领域,建立起儒学研究的新范式,它还会为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型,提供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依据。在这里,我们先要区分两个类似的概念,一个是“圣人观”,还有一个,就是这里提出的“圣化”概念。

它们有何不同?我认为,“圣人观”是传统人性论的追求,被确立为人格范式、人生理想,在政治伦理化中,它又被赋予了与最高政治权威“王”合一的属性——“圣王合一”。

而“圣化”概念则不对人性品分,也不在政治思想中为圣人确立坐标,而是从中国文化大趋势中提出圣人的主体性和主导作用,不是作为个体人格,而是作为文化标志提出来。

文化也有“三段论”

形式逻辑有三段论,我们借用一下来看文化形态。我认为,中国文化,就其形态而言,也可分为三段论。

一是“神化”阶段,以神道设教,“率民事神”,夏、商、周三代如是;二是“圣化”阶段,从“事神”转向“尊圣”,从神道设教转向以民为本,从君权神授转向内圣外王,此乃始于周公,成于孔子,故以“周孔之教”为范式和标志,自三代以来,迄于民国时期;三是“公民化”阶段,君权转向民权,臣民转向公民,民本转向民主,此为文化转型之大势,发轫于近世,以至于今日。

转型中,我们将孔子置于“圣化”一段来反思,回眸孔子,你仰之也好,斥之也罢,都是历史。给他一个恰如其分的历史定位,重新感受一下古典时代先哲们的文化精神,体验一下文化传承中搏动的生命激情,与各种思想的幽灵做无拘无束的对话,使我们当下的存在,在对先哲们的同情与了解中进入永恒的生命之旅,这无疑是一种最为奢侈和诱人的享受——让生命的诗意栖居于历史。

不管人们怎样评价,孔子一直居于中国文化的显学地位,讨论中国文化谁也绕不开孔子,这是不争的事实。即使在文化受难的文化大革命时期,孔子还得成为大批判的对象。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,孔子依然作为传统的化身矗立在我们面前,让我们对他进行认识和再认识。

然后,我们要选择,是沿着反思之路继续前进,还是回归传统去复兴儒学?前进派还要前进,回归派则回到了孔子,这两派,迥异其趣,但认同一致,都承认普世价值。

而我们,则趋于反思,以对“孔子圣化”的考察,去“圣化”而还原孔子。可历史化处理同样面临问题,即“历史条件”如何取舍,是将其理解为孔子生前的文化个体性存在所面对的“历史条件”,还是接受各朝各代对他的修改以及“修正主义”?总之,要孔家店还是要孔子,这是一个问题。

要分清两个孔子

“打倒孔家店”后,留下一个问题:要孔家店,还是要孔子?新文化运动要孔子,不要“孔家店”,而新儒家要“孔家店”,并以孔子为招牌,将“孔家店”开成文化中国。他们还说,现代社会转型要回归儒家。回归儒家,可儒家在哪里?

孔子生活在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末期,鲁国人,如今的山东曲阜还有孔庙、孔林,朝拜人流不断。日本人说,天皇万世一系,论历史,算起来也就一千来年而已,期间,天皇们惶惶然如丧家犬者,不知凡几。而孔子之裔,从汉朝到清朝,两千年来,安享尊荣,不绝如缕,改朝换代,不改素王一脉,所谓万世一系,其实亦不过如此。再看看轴心期东西方巨子,古希腊苏格拉底,活在西方哲学里;古印度释迦牟尼,随佛教流传后世;唯有孔子,占据了中国的王权主义,以其道统统帅政治。

当然,这是孔家店里被“圣化”的招牌孔子,还全然不是春秋时期那个不敢以圣人自居的本来孔子。本来的孔子,不存在所谓“现代化”问题,需要现代化的是孔家店的招牌孔子。

要把这两个孔子区分开来,还有儒学,也要区分看待,分为官学和私学,就像我们在《文化的江山》里将王朝中国与文化中国区分开来一样,孔子本身也存在着官学的孔子和私学的孔子;孔家店的生意经也必须划分一下,帝王的归帝王,儒学的归儒学,孔子的归孔子,不要搞混了。

我们反对儒家传统,反的是王朝中国里以“三纲”为代表的儒家传统,不反民间社会乡绅自治的儒家传统。儒家传统在民间社会,会与时俱进,会自我更新,不像它在王朝中国里那么神圣,竟然以“天不变道亦不变”自命。我们也“尊孔”,但尊的不是那个在王朝中国里做圣人的孔子,而是在民间社会兴私学的孔子,也就是说,我们尊的不是孔子的文化圣人性,而是孔子的文化个体性。因此,我们反对那个被王朝中国圣化的孔子,那个活在圣人观里做圣人的孔子,我们对王权主义的批判,其中也包含了对孔子的批判。社会转型的前提之一,便是来自对孔子的再认识。新文化运动的英雄们,打倒了“孔家店”,却没有安顿好孔子,他们没有向孔子表达应有的敬意,只是将孔子作为了认识对象而已。

对于孔子来说,即使王朝中国不在了,儒家传统不在了,他还会存在,因为他自有一座文化的江山,他早就立在了那里。中国的历史万水千山,儒学只是一条河,要全面继承,不要把儒学无限放大,大到覆盖整个文化中国。先秦诸子,孔子只是其中一个,在他之前有诸子,在他之后也有很多。儒学是历史遗产的一部分,我们应该继承,但不应该躺在历史遗产上当“啃老族”,所以不应该回到老祖宗那里去,应该回归自我,现代化转型不是儒家转型,而是自我的转型,要转出我们每一个人的文化个体性来。

儒教资本主义

儒教现代化,说白了,就是要搞所谓“儒教资本主义”。当年孔子,确也搞了点资本主义,但那与社会转型无关,而是有点像毛泽东说的“资本主义尾巴”之类的东西,不然的话,孔子周游列国,那么大开销,谁来为他买单?

谈孔家店的生意,当然得从孔子谈起,不过,那时的孔子,还没由国家来经营——“国营”,他还是个体经营户——“私营”。但孔子是不胥于私的,总想找个国家当靠山。鲁国靠不住,那就往列国去,一来宣传主义,二来做点生意。孔子只管谈主义,谁来谈生意?得去找子贡——端木赐。端木赐本是白圭、范蠡一流人物,孔子夸他“亿则屡中”,看来他做的就是孔家店的生意,从《论语》里我们可以看到,他最能吹捧孔子,把孔子当作品牌来经营。

孔子有两把刀,一把主义刀,一把货币刀,两手抓,两手都很硬。主义第一,生意次之,所以,孔子总是夸奖颜回,还要子贡表态。子贡的态度很好,他每一次表态,孔子都很满意,他说,我只能举一反三,而颜回闻一知十,比我强多了。颜回是主义的标杆,子贡很知趣,满足于为主义提供物质利益。

搞儒家资本主义,如果去问孔子,孔子未必会同意,如果去问子贡,他会说,没问题,只能如此。儒家摊子越铺越大,孔家店的生意也要跟上去。不搞资本主义,生意就很难做下去。谈资本主义萌芽,也可以从孔家店谈起。所以,他也提醒孔子,不能光谈主义,还要兼顾生意。他对孔子说,夫子的道太大,这世界放不下,能否修改一下?颜回听了,马上接过话茬,说,要改的不是道,而是这世界。

听了这两番话,你说孔子会喜欢谁?孔子手下还有子路,更是原教旨主义,他比孔子还孔子,有时候连孔子都嫌他迂,谁搞修正主义,他跟谁急!履行孔子学说,他完全彻底,为了扶正头上的帽子,宁肯被人砍死。在这样的同仁里,还要搞儒家资本主义,真是难为了端木赐。

新文化运动以后,“孔家店”这一千年老店还要不要继续开下去呢?

有人喜欢苏格拉底,难免对孔子说三道四。有人要抱着“孔家店”的牌子招摇过市,端着儒教的饭碗吃下去。当然,饭不能越吃越少,碗不能越吃越小,所以,产生了现代化的问题,都是与孔子本人无关而与后人饭碗有关的伪问题。现代化的孔子是假古董,真家伙在春秋时期。

西方没有现代化的苏格拉底,中国又何必要搞现代化的孔子?听说新加坡中学三年级课本有《儒家伦理》,它传达了一个孔子的现代信息:孔子与现代化、儒教伦理与资本主义……

此前,日本的经济奇迹和东南亚经济起飞,都被归结为儒教资本主义,在资本主义与儒教伦理,儒学与现代化的话题下,新儒学再度崛起,他们从儒教资本主义那里,找到了儒学现代化的依据,还坚信,不仅从儒教里面能发展出资本主义,而且从儒学里面还能发展出自由主义。

不久,儒教资本主义的“天下”,从奇迹变成泡沫,恍若隔世。尤其日本,从叫嚣“收购美国”,“给自由女神穿和服”,到企业破产,金融体系推倒重来,它再一次被击倒了。

在这场世纪末的东西方经济大决战中,自由经济打败了儒教资本主义,儒之弊重现,它从制度内部导致官商勾结,从而破坏制度,它用“天下观”,混淆了国际经济的大格局。所以,当商人以“儒商”自居,多半就要出问题。因为“儒商”的招牌,在市场上没什么用,在官场上却能呼风唤雨,在官场压倒市场的国家形态里,“儒商”也就大行其道了。

可是,市场毕竟有其自身的规律,无论官、商如何勾结,怎样算计,也不能取代经济规律。经济规律的作用必定显现出来,不遵守者,大至国家,小到个人,都要出问题。

文化还得转型

文化转型,已是个老话题,从二十世纪谈到二十一世纪。可转来转去,还是传统“文化搭台”,现代“经济唱戏”,还是个“儒教资本主义”,没有根也没个底。中国人但凡一寻根究底,就喜欢跑到传统中去,忘了当下,没了个体。而我们所谓“根底”,其实就是当下存在的个体,文化转型从根本上来说,就是要回到文化个体性上去。

试以“文化三段论”言之。我们说“文化”,通常不假思索,不作分辨,使“文”和“化”一体,其实,“文化”的句式是个主谓结构,“文”是主语,“化”是谓语;以“体用”言之,则“文”为体,“化”为用;故“文化转型”,乃主语、主体之“文”的转换,而谓语“化”不变。

以此来看中国文化,我们发现,主语“文”已换了两次,以“圣”换“神”,从“神化”到“圣化”,历夏、商、周三代,以周公为分水岭,以“周孔之教”完成了第一次转型。“神化”是以“神”为文即以神明为主体的文化,而“圣化”则是以“圣”为文,即以“圣人”为主体的文化。第二次转型,以“公民”换“圣人”,从“圣化”转向“公民化”。“公民化”,是以“公民”为文,亦即以“公民”为主体的文化,然其语态,尚处于“正在进行时”,“公民”作为文化主体虽被确认但尚未确立。还有,就是在文化句式中如何确立宾语,使宾语达到对主语的认同,并上升为主语。例如“神化”,“率民以事神”,“民”就成了“神化”的宾语,“事神”就是宾语“民”对主语“神”的认同,但“民”与“神”绝对二分,作为宾语的“民”不可能上升为主语“神”,因而有了圣人革命。

在“圣化”文化中,“以民为本”,“民”也成了“化”的对象——宾语,在这一文化句式中,圣人作为主体,人民作为载体,圣人作为主导,人民作为基础,作为宾语的“民”除了向主语“圣人”认同,还可以向圣人转化,“人皆可以为尧舜”不仅透露出这种转化的消息,而且还对“民”提出了“自化”的要求。“自化”的对象是自我,化到“无我”时宾语就上升为主语——成为圣人。

然而,当普遍的“自化”形成一种文化的自觉时,“圣化”与“自化”的潜在对立便显现出来。一旦历史机遇成熟,作为宾语的“民”的“自化”最终要回到对自我的肯定上来。这种对自我的认同,便以自由民主的方式,推动“圣化”向“公民化”转型,从而达到对民的本质的绝对肯定。在这种绝对肯定中,民从宾语状态解放出来,完全上升为主语。在“公民化”的文化句式中,“化”的对象不再是作为整体的民,而是作为个体的“我”,正是在个体“我”的自律中,实现文化个体性的自觉。